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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斐, 王双徐 | 义务教育均等化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两基”计划的研究

陈启斐,王双徐 教育与经济 202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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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均等化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两基”计划的研究

陈启斐1, 王双徐2

(1.南京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 南京 210023;2.海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海口 571158)


摘 要:作为重要的偏向型区域教育政策,“两基”计划实施至今已有多年,精准评估该计划对西部地区提升人力资本、强化增长绩效的政策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使用2003-2018年中国29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DID估计“两基”计划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两基”计划使得西部地区GDP增长率相对提高0.997%,直接经济效益为416.95亿元。另一方面,“两基”计划效果具有较强的时间连续性,会持续促进经济增长。这符合教育政策的特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提高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因此,普及义务教育对于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对此,现阶段应当加强教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利用政府转移支付和偏向性区域教育扶持政策,稳步增加中央及各级政府对内陆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构建义务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长效机制,尤其注重政策实施的事后监督和评价体系,保证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持续、稳定和健康增长。

关键词:“两基”计划;经济增长;义务教育


01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取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全球制造业基地,2019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随着非均衡战略发展红利的耗散,结构性扭曲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下摆,以及“胡焕庸线”左右两侧发展失衡造成生产要素从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使得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偏差持续走高[1]。建立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体制,修补日渐失衡的增长路径是实现内生循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陈启斐和巫强,2018)[2]。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十四五”期间,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的核心主题(魏后凯等,2020)[3]

人力资本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普及义务教育是提升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初等教育的回报率高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因此在西部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为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2004年,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国务院西部开发办联合发布《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实施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以下简称“两基”计划)。文件明确指出:实施西部地区“两基”计划,有力推动西部地区教育发展,普遍提升劳动者素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实施“两基”计划之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大幅上升。到2011年,我国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08%。基于此,本文以“两基”计划构建准自然实验,探讨普及义务教育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现有研究认为:贸易、投资、研发和制度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义务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缺少涉及政策的外生冲击,难以识别出因果关系。西部大开发作为党中央在21世纪开篇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对我国实现区域均衡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4]。“两基”计划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政策支撑,对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和居民收入起到重要提升作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两基”计划实施之后,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保持更快的经济增长率。一个直观的问题,“两基”计划带来的义务教育普及效应是否引致西部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全面评估“两基”计划的社会溢出效应,还能为今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教育政策与经济政策的组合效应提供抓手,这对于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相比现有研究,本文丰富教育政策相关的研究,作为教育大国和劳动力大国,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李雪松和赫克曼,2004;严全治,2012;杨汝岱和陈斌开,2009)[5-7]。本文选择2004-2007年间,国家“两基”攻坚计划作为研究对象。该计划是党中央、国务院扶持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国民素质,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项重大举措。“两基”计划对于西部地区十五年的高速增长起到何种角色,具体的影响程度如何?本文利用双重差分(DID),以“两基”计划为研究对象,对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两项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全面评估,深入剖析义务教育政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02

文 献 综 述

现有大量的文献梳理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及经验。哈巍等(2018)回顾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促进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道路[8],总结出中国模式的四大特点:第一,相对于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完全依赖整齐划一的国际教育目标,我国针对自身国情制定了较为现实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目标;第二,我国发展义务教育事业坚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的原则,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干预的平衡;第三,清晰的政府问责机制确保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和结果的持久性;第四,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良性互动关系的确立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李波等(2019)介绍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历史变迁过程,并就不同历史阶段我国实施的各项义务教育财政措施的内容和特征进行梳理与分析[9]。Psacharopoulos & Patrinos(2004)回顾文献中的估计模型,讨论在比较教育投资回报率和建立相关模式时选择性的必要性[10]。随后两位学者继续深入研究,Psacharopoulos & Patrinos(2018)基于1950-2014年139个国家的1120项估计数据回顾了最新的趋势和模式[11]。研究发现:全球私立学校一年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9%。私人教育回报率增加引发融资和公平的问题。教育的社会回报仍然很高。这项研究表明,教育政策具有长远的收益。

国内也有大量学者针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杜育红和赵冉(2018)从教育与劳动力、物质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关系入手,分析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并推导出教育作为要素积累、效率提升和资本互补的三项作用机制[12]。赵冉和杜育红(2020)基于199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本质量的空间效应[13]。结果表明,以高等教育和城镇劳动力收入指数表征的高级人力资本除通过技术创新间接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外,还存在“本地-邻地”协同效应。

2006年开始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简称“新机制”)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对农村地区实施的规模最大的教育类转移支付。黄斌等(2017)用全国县级数据,采用PSM-DID,分析“新机制”改革对农村中小学校公用经费的水平效应与分配效应[14]。结果显示,改革具有较强的水平效应,使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水平大幅度上升。相比之下,改革的分配效应差强人意。哈巍和刘叶(2018)研究“新机制”是否促进了义务教育的完成[15]。两位学者利用各省制定的“新机制”实施方案中所列出的地市级政府获得的来自上级政府(中央+省级)补助比例和补贴金额的差异,采用双重差分的回归方法,考察中西部地区21个省份的159个城市在“新机制”实施过程中来自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比例和金额对市域内个人义务教育完成情况的影响。结果发现:市级政府获得的补贴比例和补贴金额均对义务教育完成有显著的正影响。

在“十四五”期间,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高质量发展依旧是中国区域经济面临的两大核心议题。教育资源均等化带来的人力资本红利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现机制。教育资源分配失衡是导致区域间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李春玲(2003)发现城乡教育收益率的差距扩大到7%[16]。因此,促进教育资源均等化对区域协调发展尤为重要。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其中保障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的均衡是关键。肖桐和邬志辉(2018)基于2005-2014年十年间全国31省的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投入的均衡现状[17]。结果表明:十年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差距持续扩大;各省间农村教育生均经费投入随地区经济水平的发展程度而差异显著;东中西部地区间农村教育生均经费投入差距缩减,东部地区内部的投入差异成为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投入不均衡的主要矛盾。

以上成果为研究教育资源均等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证据,但是依旧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对义务教育均衡的量化研究较为匮乏。2004年,我国西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有6.7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年;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02%,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到2011年,我国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08%。这一非凡的成就对西部地区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关注教育资源均等化的研究较少量化分析区域偏向性教育政策。考虑到中国在扫盲方面非凡的成就,相关的教育政策普及和推广对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本文将“两基”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分析普及义务教育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03

研 究 设 计

(一)计量模型

本文将以国家“两基”攻坚计划为切入点,分析西部地区义务教育普及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结合样本的特征,本文设计如下的实证方程:

(二)变量说明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城市GDP增长率,我们采用每个城市真实GDP(经过GDP平减指数调整)增长率。本文采用双重差分进行识别,西部城市作为实验组,东部城市和中部城市作为控制组,分析“两基”计划导致实验组(西部地区)和控制组(非西部地区)的增长差异。如果这种差异显著为正,意味着“两基”计划提升了西部地区相对GDP增长率。关于东中西的划分,本文以2000年国家制定的在西部大开发中享受优惠政策的地区作为实验组(西部地区)。选取工业占比(lnsecond)和服务业占比(lnthird)作为产业结构的代理指标,使用外资企业产值占所有企业产值(lnfdi)的比重衡量开放程度,使用政府科研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lnrd)衡量创新能力,使用城市医院数(lnhospital)和城市图书馆数(lnlibrary)衡量公共服务水平。此外,考虑到不同地区教育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逆向因果关系,为此,我们控制地区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lngdp2003),以控制地区经济差异导致的反向因果关系。

(三)描述性统计

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数据特征,表1给出了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04

实 证 分 析

(一)基准回归

首先,本文进行全样本回归,实证结果见表2。第一列是双重差分的回归结果,第二列在第一列的基础上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第三列在第一列的基础上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方程4同时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第五列在第四列的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

以上五组方程,west*time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尤其是在方程(5)偏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两基”计划开展之后,西部地区的GDP增长率相对非西部地区提高0.997%。“两基”计划实施期为2004-2007年,2007年西部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为4.172万亿元;“两基”计划相当于创造416.95亿元的经济价值。本文认为“两基”计划创造如此大经济价值的原因在于:首先,教育年限对人力资本的经济效应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特征,导致普及义务教育存在巨大的经济效益。Psacharopoulos(1994)利用跨国的数据发现,初等教育的回报率为13.4%,远远高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18]。Barro和Lee(2012)也认为普及初级教育存在较强的经济性[19]。其次,“两基”计划除了加强新形势下的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统筹,在实现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基本要求时,在农村初中适当增加职业教育内容,充分提高西部地区职业技能教育。伴随着中国加入WTO,实现制造业的腾飞,西部地区职业技能教育恰好契合这一契机,促进西部地区共享“入世”红利。最后,“两基”计划还发挥区域示范作用,一方面,实施“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和“西部大中城市学校对口支援本省贫困地区学校工程”,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优秀教育工作者赴西部“两基”攻坚县任教、挂职,并帮助培训西部“两基”攻坚县中小学校长、教师。另一方面,建立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县(市、区)、本地大中城市对口支援“两基”攻坚县的制度,有重点地选择若干项目进行援助,从资金、物资、人员等方面支持西部地区。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的先发优势,实现发达地区反哺欠发达地区,通过溢出效应,强化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绩效。

(二)不同年限的回归结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政策是一国长期政策。一方面,随着“两基”计划的开展,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逐步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显现。另一方面,虽然“两基”计划主要针对九年义务教育,但是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会上升,对区域人力资本积累存在长期效应。需要对“两基”计划在不同时间段的增长效应进行分析。在教育部的文件中明确“两基”攻坚计划从2004年到2007年。本文首先考察政策的影响(2007年)。考虑到义务教育的年限为9年,我们选择2013年为时间节点,完整考察“两基”攻坚计划的九整年效果。同时,考虑到“两基”计划是从2004-2007年,完成3年后,第一批完整接受初中教育的学生毕业(即2007年进入初中的学生)。因此,我们选择2010年为节点,进行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在2012年颁布46号文《国务院关于表彰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对“两基”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本文的时间节点的选取也和46号文的时间相契合,从侧面印证时间选择的合理性。最后,考虑到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共有12年,我们还将时间延长3年,考察“两基”计划执行十二年后的效果。实证结果见表3。

表3中,第一列到第四列是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列是以2007年为节点的实证结果,第二列是2010年为时间节点的实证结果,第三列是2013年为时间节点的实证结果,第四列是2016年为时间节点的实证结果。对比四列可以发现,随着年限的延长,west*time的系数在不断减小,显著性水平也在下降。这是否意味着,“两基”计划的效果在不断衰减?考虑到实验组(西部城市)和对照组(东部和中部城市)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即使控制个体固定效应(City-FE),可能依旧无法完全消除这种差异,进而影响DID的回归结果。因此,我们将进行倾向匹配得分分析(PSM),尽可能地从控制组中选择较为相近的个体,进行对比分析。第五列到第八列分别是采用PSM-DID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进行匹配之后,west*time2007和west*time2010的系数略有下降,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偏回归系数下降的程度明显减弱。这意味着,“两基”计划表现出较好的时间连续性,可以持续促进GDP增长率的提高。


05

稳 健 性 检 验

(一)稳健性检验Ⅰ:时间异质性

时间上的不一致性是导致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产生偏误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免时间上的不连续性对计量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的第一个稳健性检验将改变时间断点,考察时间上的特征。前文已经分析2007年和2011年的情况,本部分将断点设定在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2年,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以发现,无论选择哪一年份作为断点,“两基”计划出台之后,都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偏回归系数在0.908~1.142之间,呈现出时间上的稳定性。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表现出较为稳健的时间特征。

(二)稳健性检验Ⅱ:修改对照组

前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分析时,我们将西部地区作为实验组,东部和中部地区作为对照组。考虑到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较为丰富,中部和西部地区教育资源较为匮乏,都是国家需要扶持的地区。因此,将中部和东部地区同时作为对照组可能会低估“两基”计划的效果。所以,本文的第二个稳健性检验,将采用东部地区作为对照组进行双重差分检验,实证结果见表5。

第一列是以2007年为节点的回归结果,在回归中我们控制了时间和城市双重固定效应,同时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以东部地区作为对照组后,“两基”计划呈现出更强的经济增长效应。west*time的偏回归系数为2.677,这意味着“两基”计划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快速地向东部地区收敛。第二列、第三列和第四列分别是以2010年、2013年和2016为节点的回归结果。三列都和第一列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这也说明,修改对照组不会影响本文的实证结论。此外,我们还提供以中部地区作为对照组的实证结果。实证结果见表5中的第五列到第八列,差分项的偏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这意味着相对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没有明显的提升。我们考虑,这与同期国家提出的“中部崛起”战略相关。为了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家出台多项政策帮助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向东部地区收敛。因此,我们的回归结果呈现出相对东部地区显著,相对中部地区不显著的特征。

(三)稳健性检验Ⅲ: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

本文采用长面板数据评估“两基”计划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影响。考虑到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还并行实施了许多支持性政策,譬如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央对西部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项目,注入了大量的财力以扶持西部发展。此外,围绕这一政策导向,前后相应地又有“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等相应的财政配套体制机制建设,这些政策的实施与本文所探讨的“两基”攻坚计划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本文借鉴陈启斐和钱非非[20](2020)以及石大千[21]等(2018)的处理方法,添加时间虚拟变量,以控制不同年份教育政策的干扰。考虑到本文的样本是从2003年起,“两基计划”的节点为2007年,我们引入year2004、year2005、year2006、year2008、year2009、year2010、year2011、year2012等8个虚拟变量,分别控制2004—2006年和2008—2012年的教育政策。实证结果见表6。

表6中的第一列到第八列分别控制了2004年、2005年、2006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时间虚拟变量,以剔除这些年份出现的政策干扰。实证结果表明,控制这些政策干扰后,核心解释变量Year2007*west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依旧显著,偏回归系数在0.831到1.034之间。这意味着,其他相关教育政策不会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控制其他教育政策后,“两基”计划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旧显著。


06

结    论

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国务院西部开发办联合发布《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在西部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大力降低文盲率,迄今已有多年。“两基”计划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支撑和重要的教育政策,对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起到重要的作用。精准评估普及义务教育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可以为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抓手,还能为其他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借鉴和帮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将“两基”计划视为准自然实验,并采用2003-2018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DID方法识别“两基”计划和区域经济增长因果关系。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一方面,“两基”计划开展之后,西部地区的GDP增长率相对非西部地区提高0.997%。这意味着普及义务教育可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修补失衡的区际福利。另一方面,采用PSM-DID进行匹配之后发现,随着时间的延长,“两基”计划的增长效应依旧显著;并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说明,“两基”计划的效果具有明显的时间一致性。

本研究的启示:一方面,普及义务教育对于降低文盲率、提高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应当将中国的经验进行推广,欠发达国家应当借鉴中国在普及义务教育方面的经验做法,大力推广义务教育。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已经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今后应当将该做法推广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相比中小学,大学资源集中度较高,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人力资本持续流失,不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可以鼓励东部高校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分校,实现高等教育资源跨区域流动。

参考文献

[1]吴福象,段巍. 国际产能合作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J].中国社会科学,2017(2):45-65.

[2]陈启斐,巫强. 国内价值链,双重外包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自长江经济带的证据[J]. 财贸经济,2018(7):146-162.

[3]魏后凯,年猛,李玏.“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J].经济研究,2020(5):5-22.

[4]陈斌开,林毅夫. 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社会科学,2013(4):81-102.

[5]李雪松,赫克曼. 选择偏差、比较优势与教育的异质性回报: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4(4):91-99.

[6]严全治. 协调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J]. 教育研究,2012(1):89-94.

[7]杨汝岱,陈斌开. 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2009(8):113-124.

[8]哈巍,罗蕴丰,吕利丹. 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国经验(1978-2018)[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31-39.

[9]李波,黄斌,汪栋. 回顾与前瞻:中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70年[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35-44.

[10]PSACHAROPOULOS G, PATRINOS A.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a further update [J]. Education economics, 2004, 12(2):111-134.

[11]PSACHAROPOULOS G, PATRINOS A.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a decennial review of the global literature[J]. Education economics, 2018, 26(5):445-458.

[12]杜育红,赵冉. 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素积累、效率提升抑或资本互补?[J].教育研究,2018 (5):27-35.

[13]赵冉,杜育红.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质量对“本地-邻地”经济增长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20 (8):52-62.

[14]黄斌,苗晶晶,金俊. “新机制”改革对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因果效应分析——基于准实验研究设计[J].中国教育学刊,2017 (11):38-46.

[15]哈巍,刘叶.“新机制”是否促进了义务教育的完成?——基于我国中西部地市级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8(11):62-69.

[16]李春玲. 文化水平如何影响人们的经济收入——对目前教育的经济收益率的考查[J]. 社会学研究,2003 (3):64-76.

[17]肖桐,邬志辉.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投入的均衡现状研究——基于2005-2014年全国31省的面板数据[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28):22-27.

[18]PSACHAROPOULOS G.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a global update[J]. World development, 1994, 22(9):1325-1343.

[19]BARRO R J, LEE J W. A new data se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world, 1950-2010[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104(5):184-198.

[20]陈启斐,钱非非. 环境保护能否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策略研究[J]. 经济评论,2020 (5):111-125.

[21]石大千,丁海,卫平,等.智慧城市建设能否降低环境污染[J].中国工业经济,2018(6):11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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